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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的极端世界观中，“犹太民族”被视为与“雅利安种族”对立的负面形象。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详细复述了自己在1920年8月的演讲，并将犹太人标榜为社会的祸根，这样的观点使他视与犹太人的斗争为政治使命中最重要的一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希特勒的观点变得更加激进，特别是他在书中提到未来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待犹太人。
1924年7月底，一位来访者问希特勒，是否认为自己对犹太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希特勒回答说：“是的，我发现我以前太温和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未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我确信这不仅是为了德意志民族，也是为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犹太人是世界的瘟疫。”在他看来，反对犹太人不仅是为了保护德意志，而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民。
展开剩余80%希特勒将“清除犹太人”视为一个全球性任务，认为犹太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控制了各民族的命运，甚至预测人类将因其统治而面临毁灭性的后果。他提到，“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犹太人战胜了世界上的所有民族”，而“人类的死亡之舞将成为它加冕的王冠，地球将像几百万年前一样荒废在宇宙中。”希特勒甚至把自己与神的旨意联系起来，说自己是在“抵御犹太人，为了保护主的造物”。
这种将反犹主义与宗教挂钩的极端思想被学者绍尔·弗里德兰德尔称为“救赎反犹主义”，他认为这种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拜罗伊特文化圈，尤其是受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影响。希特勒通过借用寄生虫学的术语，将犹太人比作害虫，表明犹太人应该被清除，并将其消灭看作一种“自然选择”。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也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早期他提到要取消《凡尔赛和约》，向法国复仇，归还德国失去的殖民地，并恢复1914年的边界。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重点：随着德意志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德国需要更多的领土来维持其生存并发挥大国作用。这种对“生存空间”的需求来源于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夫尔的理论，他的观点通过学生鲁道夫·赫斯影响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主张从俄罗斯那里夺取土地，在《我的奋斗》的第一卷中，他批评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外交政策，并明确表示德国需要通过牺牲俄国利益来获取更多土地。他在书中指出，“新帝国必须用德意志的剑为德意志的利益夺取土地，为本民族争取每天的面包。”
这种侵略性的扩张思想在希特勒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苏联已经落入“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俄罗斯的“民族特质”已被彻底削弱。他还宣称：“东方的帝国已经摇摇欲坠，苏联的犹太统治一旦终结，苏联就将不复存在。”
在希特勒的世界观中，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和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计划。即便他成为德国总理后，尽管战术上有所调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些核心目标。
1930年代初，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内容充满了未来统治的预示。一些人开始反思，如何会有如此多的德意志人支持一个看似极端的领袖，而他们是否真的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希特勒登上权力巅峰之后，书籍销量急剧上升，许多人被其书中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所吸引，甚至将其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
尽管《我的奋斗》在公开的舆论中曾经引发过广泛的批评，许多人将其视为疯狂之作，甚至认为它的作者在精神上有问题，但随着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这本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最终在整个党内树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希特勒在1924年仍然坚持认为他很快就能从监狱中获释。那时，他已经计划好了未来的生活，并预定了出狱后购买的汽车。然而，监狱管理层与巴伐利亚政府的冲突，使得他在出狱后并未立即恢复自由，甚至有可能面临被驱逐回奥地利的风险。然而，希特勒并不为此感到痛苦，因为他早已将自己视为德国人，并放弃了奥地利国籍。
这段经历只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早期一章，然而它为日后他如何运用煽动性语言和极端理念在德国政治中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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